郎瑛黄帝是《术数全书上册》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个故事中“乾坤先生”充分发挥想象，将每一个人物描绘的都很成功，而且故事精彩有创意，以下是内容概括：历代学人编纂的大型类书，才都不肯轻易舍弃术数这部分内容。明永乐年间解缙等奉旨编纂的《永乐大典》，清康熙、雍正年间陈梦雷等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纪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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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有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流传既广、影响既深的古代术数。就大处而论，不仅中华民族的产生、华夏文明的起源与术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中国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变化，也都与术数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见诸史籍的黄帝战蚩尤、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刘邦斩蛇起义、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等等，都于术数的作用有关。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如黄巢、李自成等，也都曾利用术数的神奇现象扩大影响，大造声势。从小处而论，术数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看天气阴晴用占星术，定婚姻嫁娶吉日要用择吉术，建筑起造要用堪舆术，出行宜忌要用选择术，给小儿取名要用五行术，论人之富贵寿夭要用相术……术数成了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平民百姓需要它，帝王将相也需要它，你在用，我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在术数盛行的封建社会，术数不仅渗透到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溶入到人们的文化意识中。如果有人突然宣布废弃一切术数，将立刻会有许多人不知如何是从。譬如一向讲究吉日良辰的婚姻嫁娶，离开了择吉术，没有人来选择“黄道吉 sin^n ，婚姻双方的家长 就很难放下心来，因为他们相信，倘若婚嫁逢凶日，将会对他们的子女不利，甚而会妨害双方家长。对术数的迷信和崇拜，同样表现在一些严谨的学者身上。宋代学者洪迈、吴曾、王和明代郎瑛等一直争论不休的“正五九月不上任”，就是因术数而起。有意思的是，封建时代的官吏竟然颇为相信这种说法，宋代“士大夫相传，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吴曾《能改斋漫录》），明代也是“官府到任，每忌正五九月”（郎瑛《七修类稿》）。这些现象表明，术数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观念，而且对不同时代的政治生活也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类现象曾经产生的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类现象对人们的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以及对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复杂影响，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持的态度。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术数这种文化现象在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寻常的作用，历代学人编纂的大型类书，才都不肯轻易舍弃术数这部分内容。明永乐年间解缙等奉旨编纂的《永乐大典》，清康熙、雍正年间陈梦雷等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纪晓岚等奉旨编纂的《四库全书》，都收录有相当数量的术数典籍。近代著名学者王云五在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时主持编纂的《丛书集成》，收录的术数典籍也相当可观。由于《丛书集成》是在民国年间刊行的，且是铅字印刷，因而其在一般读者中的影响比《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还要大一些。《丛书集成》选择宋、元、明、清四代的丛书一百部，分为十大类五百四十一小类重新编排。所选诸书“以实用罕见为主”，实用者为学界所需，罕见者则多属流传下来的孤本、善本。这种既注重实用价值又注重版本的选择标准，决定了《丛书集成》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然而，由于《丛书集成》卷帙浩繁，个人收藏者甚少，流传面亦很是有限。为了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了解《丛书集成》中那些既具实用价值又有收藏价值的著作，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古代术数这种文化现象，本着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借鉴其合理成分的原则，我们编纂了这部《丛书集成》术数大全。该书选择《丛书集成》哲学类术数部典籍三十种，涉及到卜筮、《易》卦、阴阳五行、相术、占星、堪舆、占梦、星命、拆字、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稽瑞等，其中有许多典籍的作者都是历史文化名人或术数名家，如汉焦延寿的《焦氏易林》、隋萧吉的《五行大义》、唐李淳风的《乙巳占》等，作者既大名鼎鼎，作品亦是千古传响。这些著作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广，大抵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术数的基本面貌。
《术数全书》收录的是自宋代以来一百部有影响的丛书，有的丛书今天已很难见到，其所收录的古代典籍有不少都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已成为珍本或孤本，且不要说一般读者难以一睹“庐山真面目”，就是专门研究者若想看一看那些被各大图书馆视为宝贝的珍本或孤本，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为给古代文化研究者提供准确可靠的研究资料，使广大读者对术数文化有个系统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古代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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